“再过5到10年，我们将看到美国一半的商学院破产。”

这是1个月前，“颠覆式创新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在接受《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采访时说的话。哈佛商学院喊出“管理教育即将被颠覆”的口号已经14年了，在“公司大学”和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威胁下，申请这所顶级商学院的人数正逐年下降。

这一状况也正在中国悄悄发生，传统商学院正面临着新型商学教育模式的挑战。

企业大学、网络大学、私董会、培训营等学校或机构，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由马云牵头办学的湖畔大学，第三期学员的录取率是4.07%，号称比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斯坦福本科还低。与此同时腾讯也成立了一所青腾大学，与阿里争夺创业者资源。

传统商学院已然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

针对此种现状，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对中国传统商学院的发展趋势作了相关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入了《中国商学院5大发展趋势｜前瞻2018》一文。他在文中表示，中国传统商学院办学模式正面临来自国际国内、体制内外多重挑战，需要“幡然醒悟”，进行革新和转型。

从不自信到自信，需要“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

过去，中国商学院的学生们主要学习西方管理思想，但是，欧美原创的管理学理论究竟能带领中国企业走多远的争议，从未停歇。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企业的文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西方主流商业杂志上出现。“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虽然3000年来一直都存在，但是从未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海外商学教育一直备受青睐，越来越多的西方商学院在与中方联合办学，在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2017年EMBA项目排行榜中，入围的中国商学院项目多为合作办学，上榜的独立项目寥寥无几。

《前瞻2018》中写道，近几年，随着华为、阿里巴巴、中车、腾讯、海康威视等一大批世界领先企业在中国出现，它们在全球竞争中扮演的角色，正从“跟随者”变为“引领者”。同时，我们也能观察到，美国顶级期刊研究中国企业的文章自21世纪以来快速增长，海航、中粮、伊利等企业，甚至凭借自己出色的业绩和独特的商业模式叩开了哈佛商业案例的大门。

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魏江表示，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正进入“成长阶段”——刚刚被西方接受，并逐步完善发展。“西方人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企业依然是犹豫、彷徨的旁观角度”。中国管理的研究现状，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其成熟程度甚至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速度。

在这样的重大转折时期中，中国商学院正处于从“不自信”到“自信”、从“一味模仿”到“理论创造”、从“学习他人管理方案”到“提供中国管理方案”的转型期。

“我们的管理学科、管理理论与管理教学，到了开始探索‘中国气派’的时候了”，魏江说，商学理论研究将迎来一场范式转变。相比西方管理，“中国式管理”更强调集体主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与使命，同时又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揭示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规律，将培养出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商学学生。

仅靠学位是赢不了的，未来商学院需要开放式办学

机遇正在眼前，但是竞争却已经白热化。

仅仅在杭州，就出现了湖畔大学、量子大学、阿里商学院这样的商学院，全国范围内还有混沌大学、华为大学、青腾大学、一批批蜂拥而入的海外商学院……这些新近涌现的新商学机构，正在不断颠覆传统的商学办学模式。尽管目前它们还处于非主流、探索阶段，但魏江认为，它们的办学模式正在挑战传统商学院体系。

实践者在交流时总觉得难以总结规律，研究者在商战里又往往一筹莫展，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似乎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课题。传统商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商学理论研究和商学智慧传播，企业办学的商学院更深植于具体产业或行业内的领域。两者模式的结合似乎可以解决上述问题。魏江提出：“商学是一门形而下的学科，是业务性的，不是纯理论的基础学科”。欧美很多高水平的实验室都设置在企业内部，它们通过“接地气”，把商学理论跟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

相比企业办学，目前公立大学商学院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学位教育，而一旦更多的依靠创新商学模式成长起来的学校或机构，在未来获得了MBA学位的授予权，传统商学院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可以预见，传统商学院只有在成为一所开放、网络型的、学生主导的学校后，才能在商学教育中持续保持竞争力。

1.开放的边界

克里斯坦森认为哈佛商学院生源下降的原因十分简单，“想来哈佛商学院读MBA，首先你要极其优秀，其次你要在两年没收入的情况下具备能够支付高昂学费的经济实力。”

《前瞻2018》认为，当今传统商学院控制异地办学、师资编制，要求EMBA入学考试，封闭教育资源，某种程度上是在给自己设限，是思维僵化的反应，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人才培养究竟为什么？学习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是全人培养、终身培养和职业发展，那么，教育思想就应该是豁然开朗的。未来保有竞争力的商学院注定是开放型的，是跨区域边界、跨国家边界，实现分布式、交互式、无边界的。

届时，招生、培养过程、师资选拔都将开放。商学院的各种教学资源、资金等要素，将通过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而集聚，将由社会捐赠者、企业等投入资金；由来自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引领性人物参与商学教学，甚至形成商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社会学院+人文学院+工程学院+……的格局。

2.以学生为主导

商学教师职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曾经靠一本教案吃几年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将被彻底颠覆。未来商学教育必须要以学生为主导，而教师的角色，则转化为组织者、协同者和网络的中心节点。

哈佛商学院就曾经历过一场名为“开放式办学”的改革，在成功申请本科学位后，哈佛为你保留学位，你可以任意选择何时入学就读，但需要保证一次性读完。“假设我们的学生考上大学以后，能够到企业里面待两年，然后再读大学”，魏江认为，这就能鼓励学生“走出去”，让他们充分了解中国企业发展的最新实践并总结实践，推动教条式教学的改革。

3.开拓深度学习

魏江认为，“只讲基本概念、基本模型等这类在静态社会种所形成的管理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前瞻2018》中写道，在连机器都会深度学习的时代，商学院必须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挖掘知识的深度，激发出管理智慧。阿里巴巴创建的达摩院，就已经在全球各地建立实验室平台，雇用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的百名技术领域顶级科学家，关注数据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和人机交流等领域。

而课程结构也将通过“商学＋”的模式进行革新，如建立“商学＋哲学”、“商学＋人文”、“商学＋金融”、“商学＋工程技术”等实现学科交叉的培养体系，构建起以中国现实为导向，以商学为核心，工程科学、实验科学、数据科学、人文科学等为基础的人才培养体系。

“只有时代的商学院，没有不变的商学院”，魏江说，虽然中国社会的传统力量强大，传统商学院的革新不是一两年可以实现的，但是为了不被此起彼伏的商业创新浪潮所淘汰，体制内的商学院必须尽早为革新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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